记者近日在广西、广东、山东等地采访了解到，一些地方政府采取施工方垫资、BT项目、合资建设等方式，进行市政和基础设施建设，但因财力困难等原因拖欠施工方债务，造成部分施工方陷入困境，这些“政府债主”多次讨债未果，有的不堪重负濒临破产，有的甚至轻生自杀。（8月6日《经济参考报》）
　　@熊志：作为一种财政现象，“官赖”频现无疑直指预算软约束之弊。所以近些年对于“官赖”现象的治理，通常是放置在清理地方债的语境下进行的。然而，相较于政府公信的缺失以及预算软约束，司法救济机制的缺席无疑更值得正视。法律历来被视为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官赖”拒绝还款，诉诸司法并不存在胜诉困难，但对新闻中的走投无路的政府债主们而言，“打赢官司，也很难讨回债务，还得罪了领导”。
　　这一方面意味着司法影响力的薄弱，薄弱背后则是政府债主对于审判独立的不信任，以及司法强制执行力度有限的担忧。而在一些“官赖”现象中，法院强制执行都无法勒令政府偿还欠款的事实，成为这种担忧的明证。而另一方面，它预示着人们对于法治缺乏一种可靠的预期——公平的司法，依旧掩盖不住他们对于“领导”的忧虑。这种忧虑至少说明，权力秩序而非法律秩序，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当地的社会生态。
　　一个在法律上有理有据的政府债主，却不愿通过司法途径来主张诉求，或者即便诉诸司法，也无法改变讨不回欠款的事实，这样的现实比公信之忧和预算失范更值得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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