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坛，阿来不大像是一个“职业作家”，他的写作更随心，他更像是一个跨界的自由艺术家。
　　《尘埃落定》中的阿来是轻盈飞翔的，在非虚构作品《瞻对》中他算是“降落到地面上，负重行走”。
　　作家阿来的行踪“落不定”，他的写作同样也是“落不定”——他写诗出道，《草原回旋曲》、《梭磨河》见证了一个少年的文学激情。青壮之年，他以《尘埃落定》一锤定音，让世人看到一部藏地史诗的空灵深邃；成名之后，阿来游荡大地放逐自我，写出《大地的阶梯》；近些年，他上高原、居平地，写出自然观察笔记《草木的理想国》；这一次，他又花费5年之功，动用非虚构式的写作，从历史的缝隙深处，寻找有关川属藏民的历史伤痕与荣光，完成20多万字的非虚构长篇《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
　　阿来说，他不会为写作而写作，也不会重复一个风格、固定在一个领域写作，“我对这个世界充满求知的渴望，我写作首先是回答我自己内心的提问。”在《瞻对》中，阿来带着问题踏进现场，以现实之眼照进历史，以一步一个深坑的稳重步伐，进行了一次艰难而有成果的思考之旅。
A
百年融化路
世事不胜悲
　　“瞻对”是川属藏族康巴地区的一个地名的古称。元朝时设“瞻对本冲”，即瞻对第一代土司。这个清朝雍正年间还只有两三万人的地方，民风强悍，素有“铁疙瘩”之称。从清朝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朝政府七次发兵征讨这个只有县级建制的弹丸之地，且每次用兵都不少于两三万人。
　　两百多年来，清廷官兵、西部军阀、国民党军队、乃至英国军队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这个有“铁疙瘩”之称的地方，搅得风生水起。直至1950年，解放军未经战斗将此地解放。这个曾与“朝廷”斗争了200年的“生顽的铁疙瘩终于完全熔化”。之后，瞻化县又更名为新龙县。
　　在瞻对，“夹坝”盛行。他们主要从事劫掠。当他们劫掠的对象是官兵的时候，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各种角色、各种人物纷纷站在了历史的前台。在各个势力此消彼长中，我们看到，清朝廷皇帝的无奈，一次次批阅奏章、催问军情中的焦虑和愤怒。前线官员的推诿观望、避难畏险、谎报军情与相互倾轧。于是，他们一次次对瞻对用兵，死伤士兵、百姓众多，朝廷命官因此丢官、丧命。慢慢到最后，吏不能治、兵不能战。康熙乾隆以降，瞻对战事绵延百余年。
　　旷日之久的自我重复、不断归零的战乱之苦，让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阿来，心生悲凉。“故事又回到老套路上去了。换了一个套子，甚至里头扮演各种角色的那种人跟上一个故事里曾经出现过的人都惊人一致……这就好像被一只上帝之手在支配着，我们过几十年就要把同样的悲剧在社会中重演一次。”
　　眼前映现出一次次上演的腥风血雨画面，阿来也忍不住发表自己的评述，“时间的意义不在于流逝，时间的意义是其流逝之时，社会的演进与进化。但我们在这个故事中，几乎充满人类有史以来所有戏剧要素，但单单缺少了一个主题词：进化。”
B
动手写历史
首为答己惑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阿来看来，不管是多古远的历史，都是为了观照今天的现实，“我写的是历史题材，但它要回答今天的问题，动机是针对了当下的现实。”针对瞻对这个值得分析的典型样本，阿来说，他最终关心的是，“当今的一些民族问题，到底是从哪里来，又是怎么样演变成现在这样子的。”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外界一些人多少会隐约感到，阿来的写作，在对立场和观点的平衡把握，要求会更高，更难操作。但阿来很坦荡，“其实，族群、文化的冲撞，在全世界都存在。理性最终的目标是和平、和谐。我相信，不管是哪个立场的读者，绝大多数都是理性的。把眼光看得更高更远，汲取全人类关于和平共处的思想资源来看待问题，一切都没那么复杂或者敏感。”
　　阿来说，自己之所以下手写《瞻对》，是因为在现有的阅读对象中，他找不到好的答案，“至少，令我信服的不多。那我就想说，好吧，我自己来弄。所以写《瞻对》，主要是为了让我自己内心的问题寻找解答。我甚至没想到要去说服别人或者影响别人。事实上，我也没有在这本书中得出一个什么定论。我想，客观剖析，展开问题的丰富性，比下一个结论更有意义。”
C
从飞翔到行走
文字美感依旧
　　为了写《瞻对》，阿来进行了历时5年的批阅繁杂资料、屡上高原的艰辛准备工作。阿来说，他虽然不是学者，但这一次，面对严肃的历史课题，他必须像学者一样去工作：学习档案材料，需要版本学、目录学知识；像人类学家、历史学家那样去做田野考察；收集本地文化人对历史事实的记载，拿这些资料和官方的材料进行对比。
　　如果说，《尘埃落定》中的阿来，是轻盈飞翔的，那么在非虚构作品《瞻对》中，阿来算是“降落到地面上，负重行走。”
　　但是，作为一个有很强文体美文意识的小说家，阿来在非虚构作品《瞻对》中，依然展现出他非凡的文学叙述才华。这在《瞻对》的开篇中，便可看出。“由四川进西藏的大道上，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有三十六个人被藏语称为“夹坝”的人抢劫了。在那样的年代，一行人路经僻远而被抢劫，以致被谋财害命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却先上报到川陕总督庆复那里。又由庆复上奏给乾隆皇帝。说明这件抢劫案太不一般。原来被抢的人是一众清兵。……”
　　将历史题材与文学文本结合得一流，既有史学的严谨，又有文学的可读性，并不是随便谁都能hold得住。曾写出《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史学著作的黄仁宇，用灵动清澈的文笔，营造出令人入迷的“历史现场感”，被称为是“卡夫卡式的魔力”。
　　阿来也是黄仁宇的读者，“除了黄仁宇，我还比较喜欢史景迁的作品。这一派的史学家，都善于从具体的微观入口切入，从而不动声色地将烘托出历史的清晰面貌。同时叙述注意文学性，可读性。”
D
学者型作家
痴迷于求知
　　在中国文坛上，阿来很不像一个“职业”作家。他的写作更随心，更像是一个跨界的自由艺术家。他说，“我不是一个为了写作而写作的人，如果纯粹为了写作，为了名利，我完全可以延续《尘埃落定》那样的风格和套路写下去。要比现在做历史研究写《瞻对》这样的书容易得多。但是，我不会那么去干。因为我自认是一个创作人，而创作不允许自我重复。”
　　阿来说，《瞻对》的准备、写作、成书过程，对他本人也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美妙过程。多年来，散发着知识分子强烈气质的阿来，对川藏历史研究表现出发自内心求知的痴迷状态。在阿来微博上，随处可见他探寻知识的记录。“今天小街散步，遇到有关川边史料辑三册。都是那段历史亲历者的文字，光看几十篇标题，就知道，这段历史终是可以贯通了。”“在爱荷华大学图书馆觅得刘家驹著作两种，一种是《康藏歌谣集》，1944年油印于今云南香格里拉维西县，出版者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第一边胞服务站’。刘家驹，藏汉混血的甘孜巴塘人，民国年间康区地方史，特别是汉藏交往中一个重要人物，我多年寻他的著作，不见。这次却得到两种，也是一惊喜发现。”
　　长期以来，阿来痴迷行走大地，查阅资料的工作成果，要远远大于一本书。阿来说：“《瞻对》这本书只是我工作的一个成果，我希望我工作的方法、训练、获得的见识，对我将来的创作还产生作用。”
　　阿来的行走没有停止，思考还在延续，他的非虚构写作自然还在继续。他说，按照目前计划，明年他将在《收获》杂志开个人专栏。“对我来说，每一次外出行走，都是我探求世界秘密的一次机会。”
　　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