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1年12月，民国著名教育家、被誉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在就职典礼上道出的这一名言，至今深为世人推崇。
巴蜀钟灵毓秀之地，也孕育了一批才高八斗、品学双馨的著名学者。
他们宛如灿烂的群星，照亮了天府之国肥沃厚重的科学文化土壤。电子科技大学——吴立人
参加过“12·9学生运动”的院长
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首位院长、书记吴立人。他读过北平华北大学，活跃于“12·9学生运动”，抗战期间协助杨秀峰（共和国首任高教部部长）在冀南一带敌后创办抗日学校。
1955年5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下，当时国内理工科实力最强的交通大学电讯系、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华南工学院的电讯系被调出，准备在成都组建新中国第一所无线电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校史办公室提供的消息显示，1955年11月，吴立人被任命为新建学院的筹委会主任。短短一年内，他奔波于京、宁、沪、穗，组织教师将分散在上海、南京、广州三地的三个系的师生和物资、图书、设备迁往几千里之外的成都。
据吴立人儿子吴淳回忆，在学校创办之初，吴立人“找到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找到从国外回来的一批电子方面的专家。”在成电的筹建过程中，他发动大规模的宣传，号召大家到成都大展宏图。当时交大有一位叫刘侃的教授，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但在吴立人的感染下，执意要来成都参加学校建设，并带动了一大批青年教师来到成都工作。
四川师范大学——杜道生
师从胡适的“汉字守护人”
杜道生，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已故教授，为我国著名文字学、语言学、音韵学和古文学家。
杜道生是乐山人，生于1912年，卒于2013年。杜道生的求学经历常为人乐道：他先后考过四所大学，在三所就读过。高中毕业后，杜道生先考上了四川大学中文系，由于时局原因，一年后他到了北京，考上辅仁大学。在辅仁大学读了一年以后，杜转考了清华和北大，都通过了，冲着胡适和蒋梦麟，杜选择了北大，师从过钱穆、闻一多、朱光潜、顾颉刚和胡适等名师。
杜道生曾说，沈兼士告诉他，中国的文字研究要以《说文解字》为基础。杜道生的学生对老先生对《说文解字》的熟悉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说文解字》的9353个汉字，他都能详细讲出造字原理、字形字义、演变源流，并能熟练写出其篆体，还能讲出许多前人所未讲到的汉字中所蕴含的哲学内涵。学界誉他为“汉字守护人”。
上世纪70年代，杜道生指出《新华字典》中三百余处应该修订或补充的地方，写成一封长信寄给主持《新华字典》编撰的魏建功先生。不久魏老回信，热情肯定了他的意见，并允诺在新的《新华字典》印刷时参考其意见进行修订。
四川大学——朱光潜
因“易长风波”离开川大
朱光潜（1897年-1986年），出生于安徽桐城，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朱光潜学贯中西，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光潜应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邀约，任川大文学院院长、外文系主任。
1938年秋，国民党行政会议决定免去张颐先生的代理校长职务，令派国民党二陈系程天放接任。在川大教师中引发动荡。在成都，朱光潜为了维护学府的尊严，捍卫教育自由和学术独立，坚决反对“易长”。他主持全校教师大会，号召罢教，教师们纷纷响应，大家公推他草拟抗议电文和罢教宣言，致电教育部。1939年，程天放到四川大学担任校长，朱光潜拒绝留校任教。当时，朱光潜受到邀请，到了当时搬到乐山的武汉大学担任外文系教授。
四川大学——钱穆
到华西坝任教要求住洋楼
钱穆是中国现代知名历史学家，189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是知名国学大师、教育家和中央研究院院士。民国32年进入华西大学，因病体弱，民国35年离开成都，钱穆在四川曾短暂执教。
抗战时期，钱穆曾在川大呆过一段时间。在钱穆《师友杂忆》一书中，有一篇《回忆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回忆了他在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执教的短暂经历。民国32年秋（公元1943年），南迁到成都华西坝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停办，在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的邀请下，到了华西大学任教。
知名学者可不是那么好请。钱穆给罗忠恕提了个条件：华西坝内“南端洋楼有空”，“余愿住去”。当时，华西教授居住的宿舍在华西坝四周，华西坝南端的洋楼是西方外籍教授所住。钱穆当时提出要住到主要供西籍教授居住的南端洋楼内，用他自己的话说，“俾开中西教授平等待遇之先例”。那时，所有洋楼中最大的一栋刚好空出来，钱穆看自己独身一人，还召集了齐鲁研究所研究员五六人和他一起住进去。
四川大学——杨明照
抽烟吃肥肉的“龙学泰斗”
杨明照，字韬甫，重庆大足人。著名文献学家，他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被公认为划时代的成果，其本人亦被誉为“龙学泰斗”。
四川大学文化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介绍说，杨明照从1932年进入重庆大学本科国文系以后，开始攻读《文心雕龙》，最终走向了研究“龙学”的道路。后来，他考入燕京大学，师从郭绍虞先生。
杨明照是老川大有名的“美髯公”，学生回忆说，杨老先生骑着自行车从校园里经过，花白的长须随风飘拂，美极了。引得众生纷纷侧目。
老先生的生活和工作很有规律。曹顺庆介绍，杨老师有三个特点：一、每天要抽两包烟；二、每天必须吃一斤肉，主要是肥肉；三，每天要喝茶，浓茶。不过，杨先生抽的烟都不贵，原先是几毛钱一包的烟，后头是两三元一包，用老先生自己的话说：“操得臭，抽甲秀”。
与规律生活相对应的是他的严谨学术态度，写东西时哪怕错一个字，都会要么把整整一页纸撕掉重写，要么用小刀把错字挖掉，补得好好的。他对学生也严，招研究生时讲究“宁缺毋滥”。
四川大学——蒙文通
生性豪迈的杰出历史学家
蒙文通是盐亭人，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博通经学、史学、宗教、古代民族、古代地理等等。20世纪20年代起先后执教于成都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十多所大学，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
蒙文通的学生吴天墀回忆说，“恩师性格豁达大度，不拘小节，不特喜交朋友，他爱护学生，就是社会上所谓三教九流的人，也一视同仁。”蒙文通喜欢上街坐茶馆，和人作海阔天空的闲谈，也爱邀熟人上餐馆小吃一顿，以享人生共乐同情之趣。喜酒之人多豪迈，蒙文通好酒，儿子蒙默说，父亲喝黄酒至少有一两斤的量。
蒙文通的考试颇有趣味，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由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评论。考场也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掏钱招待吃茶。蒙文通1941年起还任过四川省图书馆馆长。
西南交通大学——罗忠忱
用英语上课的现代工科教育拓荒者
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罗忠忱是西南交通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任教授的中国人。他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工科教育理念，为中国现代工科教育的开拓者。
如今，在西南交大犀浦校区，正对门的那尊雕塑，所纪念的正是这位学术彪炳，培养了茅以升，黄万里等知名学者的大师。
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归国后两个月，罗忠忱便来到实行西式教育的唐山铁路学校（西南交大前身）任教，以其独特的教学风格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
学生们回忆，他话语不多，面带严肃，每节课铃声敲响前便踱步至教室门口，伴随着铃声踏上讲台，准时准点上课，不浪费一分钟。罗忠忱一上课便开讲，他讲课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发音准确，吐字清晰，音调抑扬顿挫，如行云流水，非常有吸引力。
罗忠忱板书简洁，但很明了，让人从中可以清晰地理出教学头绪。特别是他的徒手画法，横平竖直，随手在黑板上画一个圆，几乎与圆规画出的无二致。
西南财经大学——刘诗白
“缓解市场疲软十策”被中央采纳
生于1925年的刘诗白教授，现在是西南财经大学的名誉校长，重庆万州人。1946年，他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刘诗白先生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在四川大学当了一名助教，5年后，来到西南大学的前身成华大学教书，在光华村一待就是60多年。
对经济学的兴趣，是从13岁时读《资本论》时产生的，他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那些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的论述逻辑严密，点评入理的分析使我着迷，为了弄清书上阐述的‘商品拜物教’，我开始研究经济。”
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教学生涯里，刘诗白一直在包括从事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产权理论，改革和发展等领域的经济学研究，撰写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若干问题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产权新论》《现代财富论》等专著。1988年，他率先提出银行企业化改革的设想，如今已成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1990年，他提出“缓解市场疲软十策”被中央采纳，对当时疲软的经济起到了强力拉动作用。
四川音乐学院——郎毓秀
“中国四大女高音”之一
郎毓秀，中国女高音歌唱家，音乐教育家。2001年，获得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最高荣誉--终身荣誉勋章。她被声乐界誉为“中国四大女高音”之一。
郎毓秀从舞台上退下来后，一心扑在教学上。她在教学中很注重因材施教。对学生在语言和吐字方面的要求特别严格。她对歌曲的感情处理也相当细腻，十分注意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总是很喜欢郎毓秀在教学时的示范演唱。在他们看来，听郎先生的示范，不仅可以学习音准、吐字，更重要的是听她唱每首歌曲时，对它们风格和感情的不同理解和表现。
在学生陈志音的印象中，只要是重要的音乐会，郎毓秀总是喜欢穿银灰色的演出服，戴着很大的珍珠耳环。陈志音说，“她培养的学生不如那些大师那么出名，但她很棒的是，别人不教的学生她会教。”
郎毓秀87岁的时候，曾因高血压引发脑溢血，随后中风导致右侧肢体瘫痪，从沙发上走向钢琴还需要拄着手杖。直到去世前，这位94岁的老人还在坚持辅导研究生。
原华西医科大学——刘承钊
踏遍青山的两栖爬行动物学奠基人
刘承钊，原名承诏，字令擎，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51年夏，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把刘承钊从北京请回成都担任政府接管后的华西大学第一任校长。
“到大自然这个实验室中去探索真知”。刘承钊毕生从事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研究，尤为注重野外生态的观察。资料显示，数十年间，他的足迹踏遍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等14个省区，所采集的地域多是鲜为人知的地方。自1938年入川，他几乎每年亲到川西山区去采集蛙蟾蜥蛇。他在1938年发现的“峨嵋髭蟾”（俗称“胡子蛙”）就是一个新属、新种，这是第一次被中国科学家记录下来的一个新属种。当时的川西山区传染病流行，盗贼出没，但刘承钊说：“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两栖爬行动物，使我忘掉了所有的艰难与险阻。”
1973年，在大雪山麓的宝兴县，73岁高龄的他进行了一生中最后一次野外采集，已显苍老的刘承钊在日记中动情地写道：“踏遍青山人未老，愿为祖国献余年。七三好似三九壮，采得湍蛙著新篇。”1988年刘承钊《中国无尾两栖类》获中国自然科学奖。
华西都市报记者 王茜 张想玲
实习生 万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