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亚洲
　　整齐的队伍，豪迈的步伐，伴随着广场舞激昂的音乐，上万人大步向前暴走。这样的景象，每晚7点半出现在江苏徐州云龙湖珠山景区。（相关报道见19版）
　　广场舞、大妈，在成为诸多城市标签的同时，也镌刻下关于冲突和讨嫌的元素。当“广场舞转型暴走”的消息传来，有人生发出“大妈们终于开始一场自我救赎”的喟叹。不过，稍有打量便发现，所谓“转型”、“集体暴走”，所裹挟的依然是似曾相识的违和，依然是“占用机动车道，干扰正常交通”；音乐再激昂，风卷残云之后，依然留下一片的狼藉。
　　广场舞也好，暴走也罢，都不是带着原罪而来的。其所映射出一个最深刻的现实依然是，在银发时代的大背景下，当公共空间变得逼仄和公共文化变得贫瘠，尤其是公共精神缺失成为堪忧的事实，稀缺的秩序自觉必然变得更加稀缺。一个可知的事实是，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10万人的运动场地数量只有65.8个，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2平方米。
　　就此而言，从广场舞到集体暴走，至少应催生出两方面的秩序重建。一方面，在逼仄的现实困境下，对广场舞和集体暴走，应该有清晰且统一的秩序规范，也就是说，至少在大妈们的娱乐冲动与其他人的权利边界间，应有清晰的厘定；另一方面，在公共空间的建设上，应该要着眼于资源均衡分配的秩序重建，让“老有所乐”成为可期待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