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针对“限牌”话题的数次谣言，成都交管部门均做了及时的辟谣与回应，态度不可谓不鲜明与坚决，这对打消公众顾虑无疑大有裨益。
　　但也必须看到，撇开个别人恶意造谣，公众对限牌的潜在焦虑并非空穴来风。毕竟，一些限牌先行城市都几乎经历了“传闻—辟谣—落地”的过程。因此，在制止谣言之外，公众对限牌的实质性焦虑，也应纳入治堵政策制定的考量中去。
　　无论从国外经验，还是国内实践来看，并没有哪一种治堵方式是万能和可无条件模仿的。具体而言，城市的拥堵与公共交通的完善程度、交通规划是否合理有着重要关系。那么，选择哪种缓堵之道，也要区分每个城市的交通布局状况、机动车保有量乃至具体的拥堵程度和民众接受心理。一言以蔽之，成效是治堵措施的最好通行证，公共代价最小而成效最大，就是最为理想的选择。
　　回到限牌措施，揆诸已有的实践，目前究竟有着怎样的缓堵成效，仍未有定论。各方争议，从程序正义到实际效果都还存在。这证明，至少从现在来看，限牌在治堵上并没有绝对优越性与必然性。城市的拥堵既然有着多重复杂缘由，便意味着治堵如果完全倚重一种方式，注定难致良效。
　　必须承认，几个限牌先行城市，在程序方面都受到不小非议。说明不管选择哪种方式，前期论证与讨论都有必要。尽管限牌措施发布方式选择或有着特殊考量，但公共政策推行的效率与对民意的尊重，如何确保平衡，虽看似有着种种难处，但却不可不察。
　　过往的经验教训就在眼前，相信相关职能部门也洞悉了其中的民意与弊端，能够展示更宽广的视角，拿出更具创新意义和民意说服力的有效方案，至少可摒弃完全的单一性模仿与跟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