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当下国学大师称号泛滥，真正的大师罕见，而史学大家钱穆则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上世纪50年代钱穆在自己创办的香港新亚学院（今属香港中文大学）授课的中国经济学历史课程，最近被弟子发掘成书出版，弥补了钱穆著述的一个遗漏。斯人远去，思想回响。大师“再现”、“新书”推出，钱穆又将以雄厚学识，光泽后人。
个人简介
钱穆
（1895-1990）
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当时在北大，名师云集，钱穆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钱穆的讲堂设在北大梯形礼堂，前来旁听的各系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6年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台湾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等。
弟子整理60载前课堂讲义
弥补钱穆著述遗漏
钱穆曾在几十年前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今日中国社会传统架构已被毁。而其基础，则两三千年来，深埋厚筑，急切尤难挖掘净尽。此下之中国社会，将成何态，非有高见卓识深谋远虑之士，难窥其仿佛。”这种感慨，相信每一个对传统与现代如何相融共生问题，有所深思或直观的读者，都会心有戚戚。
钱穆靠严谨自修，由一乡村教师而跻身北大清华讲坛，研究不辍，卓然成家，终为世人所认同。他生逢乱世，流徙动荡，长年索居，后半生孤悬海外，自励自强，著述甚丰。他在抗战期间完成的《国史大纲》，被公认为是近代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一部通史著作。钱穆主张中国人对本国的历史与文化应抱有温情与敬意，不应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也被普遍认为是中国20世纪“最后一位国学大师”。
台湾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共计54册，多达80余种著述。如此庞大的一个全集，其中唯缺经济史方面的著述。上世纪50年代，钱穆曾在其主力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思想史”两门课程。身为钱穆弟子之一的香港叶龙先生，根据讲课记录整理成了《中国经济史》一书，2014年1月首次在内地出版，弥补了钱穆著述的一个遗漏，也让读者可以略窥钱穆经济史研究之一斑。更难能可贵的是，通过这本书的出炉故事，也可以看到一代学者大师的传道授业，曾经筚路蓝缕，兢兢业业的大儒风范。
“通史之才”的经济史研究
应以人文理想做“领导”
国学大师，多注重文史。讲述经济史，并不多见。钱穆在绪论中开宗明义，直陈弊病“过去中国学者研究历史之缺点为：一、史学与经济学不兼通。二、用西洋历史模式结论套入中国历史中。”此已足见钱穆眼光之锐利，而作为有“通史之才”之称的传统史家，钱穆研究经济史，自然也与一般的经济史专题研究者不同。
钱穆提出，“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做研究，不可各别分割。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与此观点相一致，钱穆讲授历史（其中包括经济史），多属跨学科式路径，务求以社会文化史的统一视角整合全部史料。
钱穆先是系统梳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涵盖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的发展、货币改革制度、社会阶级现象、税制及徭役等范畴。同时，又不限于经济一隅，触类旁通。
钱穆发挥其国学深厚根底的优势，对史料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融会四部、举重若轻，切中肯綮，讲“井田制”，引用《诗经》《周礼》《左传》《孟子》。钱穆引用了《诗经》、《易经》、《春秋》、《左传》等十余种经子史集来确证中国最早农作物是黍稷，且说明古人重黍稷轻稻粱。黍是北方的黄米，稷是今天的高粱。钱穆认为，古代的领导人神农、后稷氏都是农业专家，但是不会被称作后稻氏、后麦氏，说明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在西北丘陵高地。他把中国古代按照农作物的先后顺序来分期，把西周以前生产黍稷定为第一期，春秋至战国为粟麦时期，之后是稻米时期，这样的分类在同类图书里并没有见过。
总体来看，钱穆的中国经济史，其实也是对中国人几千年行为规律本质的探究，以及对我们的集体命运，未来将往何处去的关切。说起来，真正一流的学术著作从来就不止步于就事论事，比如在西方有“经济学之父”之称的思想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不仅仅是经济学，更是对人类道德乃至人性所进行的根源性质的哲学探究。总之，阅读钱穆版的中国经济史，是不是专门研读经济学，并不重要。关键是你得有一颗对历史、经济、人文好奇和求智的心。
弟子说钱穆：“他是大师里的大师”
叶龙，师从钱穆多年，曾任香港能仁书院院长。钱穆的《中国经济史》正是由叶龙根据自己当年的课堂笔录，整理出书。近日，华西都市报记者通过电话采访到已是87岁高龄的叶龙先生。
华西都市报：您听了钱穆先生多长时间的课？当时您上课记笔记，是怎样的情形？
叶龙：自1953年我到钱先生创办的新亚书院读书，一直到钱先生1963年离开新亚，我听钱先生八九门课程，记了十几本笔记。钱先生上课很用心，每节课都会用几十张资料卡片，一张一张地翻。我是钱先生的超级粉丝，对他很崇拜。他课堂上说什么，我都会认真记下来。此外，他的一些演讲，我也都去听了记下来。记录钱先生课堂及演讲笔记上，我的记录应该是最全的。余英时教授，也是钱先生的弟子，他名气很大，但他听钱老师的课就听了一年。
华西都市报：钱先生是公认的史学大家或国学大师，但他讲授中国经济史，相对知道的人较少。作为当年亲自聆听钱先生讲这门课的学生，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
叶龙:钱先生讲中国经济史，我一共听了两年，第一年是中国经济史，第二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钱先生讲述中国经济史，我感受很深的一点，比如，他在讲某件事时，很多方面都能照顾到。比如他跟我们讲到匈奴的骑兵制度如何如何，讲得非常细致。可以说，不管是经史子集还是唐宋八大家的诗词歌赋，钱先生都信手拈来。这个能力是高人一筹的。
华西都市报：钱穆先生被很多人称为是“最后一位国学大师。”您怎么看？
叶龙：1990年钱先生以96岁高龄去世，被世人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我认为，这个称号，肯定没错。但是，如果仅仅把他看成是史学大师，或国学大师，就有点简单了。他称得上是“大师里的大师”，可以说是“一代通儒”。钱先生自己就说过，他除了法律不太懂，其他都懂一点。事实上，他把经史子集什么的都打通了。
华西都市报：作为钱穆的弟子，您从他身上感受到哪些独特的大师魅力？
叶龙：钱先生不光学问大，人品也高。他热心办学，提携后进，谦虚低调，不谋私利。钱穆先生早年办新亚学院是很苦的。只有四间课室。晚上将课桌拼在一起当床。当时，香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是钱先生的一个崇拜者。他曾经多次邀请钱先生去港大当教授。钱先生都推脱了。我记得，当时在新亚学院教书的教授月工资只有200块。而当时港大的教授月工资能达到5000或6000块了。
华西都市报：现在很多人都说，大师远去，当代很难再出学术大师。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叶龙：的确是这样。能在某个领域内有所建树，就可以被称为大师。这样的大师，并不难找。但是像钱先生这样打通了很多学问、品德高尚的大儒，应该是几百年才会出一个吧。人们都叫他“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当代朱子”、“一代儒宗”，这些都不夸张。
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