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华西都市报评论员）
　　2月17日上午10点29分，35岁的深圳某公司管理人员梁娅倒在深圳地铁出口的台阶上，并保持这一姿态达50分钟。监控录像显示，在梁娅倒下后有发出求救的动作。三分钟后，有市民发现并告知地铁工作人员。随后地铁工作人员赶到，民警也在25分钟后赶到。11点18分，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发现梁娅已经死亡。（2月27日《南方都市报》）
　　从舆情反应看，不少人将梁娅之死归因于围观者的冷漠。的确，根据现场监控，梁娅倒地的前三分钟，确有7位市民经过但并未停留。但3分钟后，即有两位市民俯身查看，其中一人还通知了地铁工作人员。由此，如果将事件视为社会道德滑坡的另一佐证，则可能进一步撕裂社会的信任纽带，对那些停下来的路人而言，也不公平。
　　梁娅之死所指向的，其实是比道德滑坡更大的惊心黑洞。那就是，无论地铁工作人员还是民警，在等待救护车到来的时间内，只是默默守在一旁。如此面对危情而只能选择“袖手旁观”，显然更发人深思。按理说，当地铁工作人员得知意外发生后，即使不懂得急救常识，也应在第一时间拨打120。然而，地铁工作人员首先选择的是报警，直到梁娅倒地20分钟后，医院才接到急救电话。而民警先于急救车赶到，也只能守在梁娅身旁，甚至没为其披上一件衣服。
　　就此不难明白，这起事件无关道德失范，而更多地指向社会安全救治体系的失败。在一线城市，地铁口的人流量极大，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相对较大。这些地区的公共安全保障，本就需要倾注更多的资源，而地铁工作人员和附近执勤民警都有必要掌握一定的急救常识。在这起案例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突发事故应急预案措施，而救护车在接到电话后，近半小时才赶到现场，其速度之慢令人愤慨。
　　无疑，梁娅之死折射出常识的稀缺和公共安全体系的脆弱。我们知道，公众道德水准的参差不齐，很难在短时间内纠偏，但越是在这样的道德困境中，公共安全体系更应该给人以稳定和可期待的安全感。梁娅在“众目睽睽”之下悲凉死去，应该成为我们重新“了解城市”的一个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