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的农民，他是到附近的小镇找工作，还是到北上广工作；上海的白领，是留在上海还是回到家乡的二级城市，我想我们还是要交给市场去决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钊在接受华西都市报专访的时候，反复提到一个词：市场。
　　“作为中国未来增长的主要动力，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城镇化，现在也到了转型关口，需要新的战略、思路。而发挥市场作用过程，事实上是从一个集聚走向平衡的过程，而不是失衡。”陈钊。

大城市中国大城市既不大也不多
　　在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正在飞速城市化，应限制大城市规模，陈钊的观点是：“中国的大城市既不大，也不多，不应限制。”陈钊表示，中国大城市远远少于全球水平，所以中国大城市并不多。
　　与此同时，中国大城市规模并不大，用人口空间的基尼系数看城市规模之间的差异，全球是0.56，日本0.66，中国只有0.42，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城市不够大。陈钊还发现，中小城市的发展得益于大城市的发展。

大市场人口流动才能发展中西部
　　陈钊说，资源配置，应该强调市场化的配置，而不是通过人为的，通过政府对户籍制度、土地指标的控制进行。他所做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户籍和土地的政策控制，导致了一系列不利的后果。由于土地指标控制，东部地区发展受到限制，中西部地区土地比较多，但片面追求土地面积扩张的城市化，导致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脱节。
　　陈钊表示，城镇化战略应该强调大城市带领中小城市这种相互协调发展的模式。这种发挥市场作用的过程，事实上是从一个集聚走向平衡的过程，而不是失衡。如果劳动力要素可以充分流动到东部，中西部地区的人均土地资源比例上升后，中西部的农业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

大调配留上海还是回县城市场决定
　　“在县城等区域的基础配套设施，就业岗位，教育等资源还不足以吸引农村人口的时候，我们也不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陈钊说，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要吸引农村人口，那就应该从基础配套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强发展，才能够吸引更多外来人口，这也是市场在发挥作用。
　　“假如全都到北上广居住，当地房价自然就会上去。这时大家就会算账了，生活成本上去之后能赚多少钱，和到二线城市比呢？不是说一定要在上海。”这样是按照市场选择的过程，而政府不应该人为地去界定，什么样的规模才是合理的，然后通过一些条条框框去限制。

多做平台政府产业政策不要太有针对性
　　谈到长三角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时，陈钊认为：“我还是觉得应该交给市场，不要人为地去说什么产业是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要重点发展。交给市场，政府的产业政策不要太有针对性，一定要发展哪种产业，要多去做公共性的平台性的事情，比如说人才的环境，公共服务更有效的提供，比如说金融的平台，融资环境的改善，这些对所有的企业都能享受，民企也能享受。”
　　“不要说高新技术企业一定要多大的规模，一定要国有企业，一定要什么认证，这些都不需要，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所有的企业都能受益于这种普惠型的政策，谁能够真正的收益更大呢，就看是否有竞争力。”
　　陈钊举例说，一些地方会选择性地扶持新能源汽车等高新产品，但这个都是非常低效益的事情。“因为现在信息越来越复杂，技术的发展不确定性越来越大，政府不拥有这方面的信息优势，应该让企业家来选择。所以我觉得关于产业结构这个事情，我觉得交给市场，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李东阳 李寰 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