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更注重从精神层面引导新市民融入城市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也带来了如何融入这座城市的新问题。新市民——尤其是外地来的外来人口能否融入城市,关系到社会利益的重组与社会博弈格局,也是社会转型中的重要问题。
有时候,精神激励比物质激励效果还要好。“究其原因,不在于他们得到了多少实惠,而是他们感觉到了受尊重,拉近了外来人口与当地人口的距离,很多外地人也因此表示出对这个城市的好感。”
同样是到上海工作生活的外地人,水果摊贩张军10年都没找到归属感,舞蹈老师牛桂芳则努力改变自己,适应新生活——城镇化之后,不论是政府还是学者,考虑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新市民如何融入城市生活”。毕竟,“住在城市里并不意味着就是市民”。
上海浦东新区做了很多尝试,除了教育、医疗这些社会保障之外,还尝试从精神层面引导“外地人”融入这座城市的社区生活。从2009年在周浦镇建立“新周浦人俱乐部”开始,这种尝试在上海迅速铺开。
人进城
成立俱乐部安排“进城后的生活”
20万人的周浦镇,三分之二是外地人,大量的“新周浦人”在为发展添砖加瓦的同时,也给周浦镇的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周浦镇传媒与信息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朱平红说,数以万计的外地人,缺乏正常的文娱生活,一到晚上就无所事事,最严重的是治安问题,赌博、打架以及随之而来的交通秩序混乱、乱摆摊设点等城市病问题。“比如当时,为揽客抢生意,三轮车排成长队在街上乱穿,其他人开车走路都受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各个地方的人生活习惯、个人喜好不同,小区里也是矛盾重重。因此,急需探索一套“新周浦人”的社区管理新思路。
镇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有强力的多部门联合整治,也增开公交线路、提供大量公共自行车,还划出专区供小商贩摆摊设点。但同时他们意识到:是不是该安排一个正常有序的夜生活?“新周浦人俱乐部”应运而生,成为浦东新区最早由政府出面,专门为外地人搭建的公益组织。
目前,“新周浦人俱乐部”有565名学员,免费开设了摄影、乒乓、太极拳、舞蹈、电脑、学说上海话等八个兴趣班,常组织友谊比赛、公益演出、志愿者服务等活动。更重要的是,这五百多名学员还会回到自己的社区,组织和促进各社区的类似活动,带动更多“新周浦人”与“本地人”的交流互动。
不论是“生活在上海的外地人”的心理,还是“不会被上海接受”的感受,都是上海浦东区政府正努力想办法解决的问题:住在城市里并不意味着就是市民,该如何让新上海人更好地融入上海?
心入沪
适应新环境 从积极改变自己开始
能歌善舞的牛桂芳,2000年从新疆阿克苏辗转来到上海,那时她28岁。
“我是学舞蹈的,来到上海后就想去少年宫任教,结果进不了这个圈子,临时找了个公司工作,又继续向少年宫投简历。大约两年多的时间,才进入少年宫当兼职舞蹈老师。”现在,她自己在周浦镇办了一个舞蹈中心。对于融入上海,牛桂芳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改变自己,让自己从各个方面适应上海这个环境。心态很重要,还是积极、乐观一点得好。老是抱怨,也于事无补。”
就在牛桂芳实现目标的时候,安徽的王燕燕也在努力融入上海。她是一名保险销售员,经常需要用上海话与客户沟通。得知在家门口就可以免费学上海话,她迫不及待地报了名,虽然现在上海话还不够流利,但她觉得和周围人亲近了不少:“特别是身边同事和客户,用上海话教我、鼓励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以前那种距离感,忽然间拉近了。”
同样从学会上海话开始改变距离的,还有50多岁的张素娟。
2009年,她被儿子从安徽老家接到上海享福。但儿子工作忙,老公还没退休,张素娟长期一个人在周浦生活。“很郁闷、很孤独,连说话都找不到人。一出门,遇上小区里的老头老太,他们说话我听不懂。我一张嘴,人家又不爱搭理。”张素娟说,她只好往老家打电话,“每年至少回老家两三趟,每次回去,就磨蹭着再也不想来上海。一来到上海,就天天想着回老家。”
去年初,她开始在“新周浦人俱乐部”的培训班学说上海话。“这里全都是外地人,大家能找到共同话题。我觉得心里畅快了很多。后来我又参加了太极拳班,这时候已经能听懂也能说上海话了,就能慢慢和班里的当地人说上话,结交了一大帮朋友。”张素娟说,现在她觉得这里很有乐趣,就再也不天天想着回老家了。
融入社区 是融入城市的前提
专访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宋言奇
41岁的宋言奇老家在辽宁大连,“来苏州十年了,有苏州户籍了,我也没有感觉自己是一个苏州人。”于是,他自己也成了研究对象——“苏州人对我挺好的,生活也挺好的,可是我依然感觉融不进去。为什么呢?”第一个,语言不通,苏州话他永远听不懂;另外,现在的人交往,都是逐渐形成一个圈子;而且即便社区有活动,他也没时间参加。
在有切身感受的宋言奇看来,近些年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农民集中居住成为普遍趋势,由此导致社会生活方式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也带来了如何融入这座城市的问题。“新市民——尤其是外地来的外来人口能否融入城市,关系到社会利益的重组与社会博弈格局,也是社会转型中的重要问题。”
教说方言略有居高临下之嫌
外来人口能否管理得好,除了依靠政府,社区应当起到关键作用,政府与社区也应有侧重与分工:政府应负责法规、政策等宏观方面的事务,但具体细微地开展工作,还要依靠社区。
尤其涉及到情感方面,社区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
社区的“本原”并不在地域,而在于基于生活共同体的情感。另外,政府应偏重于管理,而社区应偏重于服务,当然服务也是一种管理,但其中“柔性”因素要多一些,这也是社区的特点所决定的。
宋言奇认为,当前社区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为了更好地发挥社区的作用,首先应遵循平等尊重的原则对外来人口开展工作。以组织外来人口学说当地方言为例,他认为并不适合。“如果为了保持城市特色,把方言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流传下来,是可以的。但让外来人口学说当地方言,似乎没有必要,理由很多。”
城市是一个文化多元体,其魅力就在于多样性。另外,目前就语言发展而言,趋势是普通话。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让外来人口学说方言,本身有把当地文化摆在主体之嫌。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势,可能会造成外来人口的本能抵触,不利于融入当地。
“外来人口融入城市,其前提是能够融入社区,如果一个人连社区都融入不了,我们很难想象其能成功融入到城市之中。”宋言奇说,“实际上,小孩和老人是最好融合的。他们的归属感很强。”
社区服务不能搞成“运动式”
宋言奇曾调研过一个社区组织的“为建筑农民工送健康”活动。“实际上,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对于社区的活动,他们很难真正参与。”后来,他发现当前社区的此类服务,其实多是“运动式”的。
“外来人口类型复杂,情况不一,因此社区组织的参与活动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以不影响他们工作与生活为底线。由‘运动式’服务向‘常态式’服务转变。”
在另一个社区,宋言奇发现了一项非常“人性化”的服务:双职工家庭的子女放学后可以到社区活动室去做作业以及玩耍,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看护孩子的责任。
“但遗憾的是,这一善举只惠及当地居民,而没有把外来人口包含在内。其实,这样的活动对外来人口融入社区乃至社会,将有着重要意义。这其中的差距,主要是一个理念的问题。”
做了实地调研后,宋言奇发现:很多新市民参与社区事务,并不是完全处于自发与需求,有些甚至是“负担”。由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因,很多情况下,即使新市民不愿意,但也一定得参与,因为他们不能拒绝这种“好意”。
因此,在今后的社区相关活动中,我们还应多了解新市民的需求与意愿,真正吸引他们的参与。
新城观察
以外管外
老问题衍生新问题
对于“新周浦人俱乐部”的成功运行,宋言奇说,这既是节省社会管理成本的需要,同时又是满足外来人口多种需求的需要。实际上,苏州也在推广“新苏州人俱乐部”——为推动外来人口计生管理工作。
由于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存在着语言、习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因此不少城市酝酿“以外管外”——利用外来人口老乡群体社会网络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组织”与“自我管理”。
这种“以外管外”有多种好处。老乡的沟通非常容易,又可以大大调动外来人口的参与积极性。相比节省管理成本而言,这种收获更是“沉甸甸”的。对深化外来人口老乡群体成员之间的友谊,提高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也是大有好处的。
但宋言奇也发现,“以外管外”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我们调研了几个外来人口聚集点,发现外来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有时是很严重的。”他认为,城市管理不仅要处理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妥善处理不同地域外来人口群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要给予必要的引导与扶持,推动单一目的组织向多目的综合性组织发展,实现维权、服务、互助、计生、治安等职能的有机整合。
利益引导
还须重视精神激励
外来人口的管理必须依靠利益引导,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宋言奇认为,政策的导向应是“利益”而不是“自觉”。
“以养老事业为例,我国一直提倡志愿者队伍建设,以弥补养老人力资源的不足。志愿者建设无可厚非,但不是长效机制,不应当以其作为‘主线’。倒是养老储蓄应当成为今后养老的‘主线’:年轻人与一些低龄老年人为一些高龄老年人服务,通过记账形式储蓄起来,将来可以享受同样时间的服务。人们对他人提供帮助,也是为自己的利益而付出,比单纯的利他,更符合人性逻辑。”
但是,给予的优惠条件应不局限于物质层面,还必须注重精神层面的激励,有时候,精神激励比物质激励效果还要好。
苏州在这方面就有很好的经验:2005年底,苏州昆山专门印发了《保障“新昆山人”合法权益暂行规定》,规定外来农民工在选举职工代表、评选劳模等方面与本市居民一视同仁。宋言奇调查发现,这样的规定极具“放大效应”,即使一些根本无缘选举职工代表、评选劳模的外来人口,也对这一政策很是欢迎。“究其原因,不在于他们得到了多少实惠,而是他们感觉到了受尊重,很多外地人也因此表示出对这个城市的好感。”
新 城 名 片
周浦镇
新上海人俱乐部
对于“外来人口如何融入上海”这个问题,上海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也坦承:不少本地人确实给人以排外的感觉,这是客观事实,无法回避,但必须想办法解决。
在浦东新区,除了大幅增加和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外,还要注重精神层面的融入。2009年,浦东新区在周浦镇做了一个重要尝试——组建“新周浦人俱乐部”,一个面向全体“新周浦人”的公益组织。
当时之所以选周浦,是因为它地处浦东新区西部,是航运河网的中枢,内通钦塘内各地,外与黄浦江相接,是承接上海市区产业扩散的第一圈层。早在解放前就有“小上海”之称。如果说,浦东新区是上海城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那么周浦则是浦东的缩影。
如今的周浦镇,包括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共有20多万人,其中约有2/3是全国各地到周浦的务工人员,他 们 被 称 为“ 新 周 浦人”——从全上海的角度看,他们也被称为“新上海人”。
新城故事
没文化没技术“我做不了上海人”
山东沂蒙的张军,29岁,也在上海打拼10年了。他带着父母、哥嫂在云南南路每人各摆一个鲜榨果汁小摊,一杯5元或10元,几乎垄断了这条街的生意。
“我在老家买了房子,等娃娃大了就该回去了。”张军说,他对上海人的印象,主要来自于经常威胁要赶他走的房东、追着他不放的城管。“像我这种文化低又缺技术的,是不可能拿到上海户口的。”张军有些赌气地说,“如果像我们这样低层次的外地人都走了,上海人吃啥喝啥,谁给他们扫垃圾,谁给他们当保姆?整座城都得瘫痪。”华西都市报记者李东阳李寰上海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