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就是办公室和保险柜的两把钥匙。
　　周总理的钥匙是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他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只有出国时才交给邓大姐保管。平时，周总理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是他亲自取放，至于里面放的是什么，连邓大姐在内都不知道。从1958年，我就开始出入周总理的办公室，但对于那个神秘的保险柜，却从来没见过打开的时候。
　　“文革”初起那年，一天，我给周总理送完文件刚要走，周总理叫住了我。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两把永不离身的钥匙问我：“赵炜，你会开这个保险柜吗？”我心想开这么个柜子又能难到哪儿去，就说：“试试吧，大概没问题。”“没问题？”周总理笑了，“给你试试。”说着他就把钥匙递给我。
　　我把钥匙插进锁眼按照一般保险柜的方法试起来，谁知左转右转也没把柜门打开，急得我出了一头汗，我只好回头告诉周总理我开不开。“怎么样，你不会开吧？”周总理走过来，开始教我开保险柜，他指挥我动手，保险柜终于打开了。
　　“那里面有三个傅作义先生交来的存折，我昨晚带回来的，你数数看一共有多少钱。”周总理吩咐说。我取出存折，把三个存折细细看了一遍，里面的钱还真不少，我当时感到有些惊讶。“有多少？”周总理坐在办公桌前问我。“不少，一共四万。”我加了一下总数回答。“四万？不对吧，你再算算，看是不是少了个零。”总理说。
　　这一算，我脸红了，确实是少了个零，我可真没想到存折里能有那么多钱呀。我告诉周总理是40万，这次周总理没批评我。他说可以理解，你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嘛。
　　周总理告诉我，这些钱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傅作义怕让红卫兵抄走给国家造成损失，昨晚就交给他了。“你把这笔钱交到中国人民银行去，别忘了要个收条。”周总理交代我。我按照周总理的交代把存折送到中国人民银行，当时的副行长胡立教给我打了个收条，我回来也向周总理汇报了。
　　我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周总理已经去世，我们是在清理他的遗物。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的意料，因为那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周总理是个保密意识很强心又很细的人，我猜是他住院时就把里面的重要东西做了安排。
　　摘自《花西厅岁月》赵炜/著 作者赵炜，1955年调至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先后任干事、秘书，1965年起任邓颖超的生活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