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评论员蒋璟璟
　　近日河南郑州农民工刘红卫在立交桥下躺了20多天后死亡一事，迅速引起社会关注，并且很多人将关注的目光从个人转向了整个露宿农民工群体。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这些露宿桥下打零工的农民工，大多都是为了给孩子创造好的学习生活条件，他们早已安然露宿生活，不觉严寒酷暑之苦。
　　刘红卫之死，余波未了。痛定思痛，媒体、民众纷纷开始关注“露宿农民工群体”。或是一种惊觉，抑或是一种补偿，在极短的时间内，舆论与“这个群体”无比亲近。于是借由一篇篇笔墨文字，我们得以直观了解，这群人的忧愁与爱恨，希望和失落……而原本，这种“沟通”早该发生：温暖的社会内，幸福的人，当有关怀不幸者的自觉；更遑论，分工细化的时代，一贯有专门机构以救助为业。
　　悲剧既成，责难“救助不力”，也意义寥寥了。其实准确来说，刘红卫等“露宿民工”，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待救助对象。他们不是流浪汉，不是生活无着人员，更不是沿街乞讨者；他们以打零工谋生、攒钱；他们大多有完整的家庭，有在乎的亲人。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群倔强的“以劳动为生”的人，也是一群苦行僧式的自我节欲者——以最少、最简陋的物质资源维持生存，却心怀“让孩子生活更好”一类的坚定信念。生活，本该成全他们，而不是相反！
　　露宿民工，有别于流浪人员，他们更具自尊意识，因而排斥救助、抵触同情。即便在刘红卫事件后，更多目光到场，可他们仍“相当平静”，依旧维持着“揽活-—干活—攒钱”的生活模式。也许，正是这类“打零工”的工作方式，造成了他们现实的困境。一方面，选择“打零工”，便失去了诸如“施工队”等团队的庇佑，继而在议价、维权时弱势尽显；另一方面，劳务市场对于零工的需求，确乎更少。基于此，这群露宿者，又不得不面临收成未卜的窘境……
　　孤立、原子型的民工个体，无法周全应付生活的颠沛流离。所谓“露宿农民工群体”，只是一个偶然的命运相似体，而非组织化、有统一行动力的团队。各自打拼的他们，难以敏锐捕捉市场的用人需求，无法承揽“大活”，而只能一天天重复着“碰运气”。由此可见，露宿民工最需要的尚不是物质接济，而是专业的“就业引导”。职能部门，有必要给这群人提供实用的用工信息，并尽量将之捏合成整体的劳务供给方，以此提高群体竞争力、消弭未知的风险。
　　诚然，公共救济并不能确保每个人都能免于困厄。在市场经济内，劳动者必须遵循“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规则。但这并不妨碍，就业促进机构，能以专业援助，确保露宿民工更好地对接市场。也只有为这群人创造正常工作的可能，“露宿”的街景才会真正消失。 （相关报道见12月6日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