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河南高校教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昨日发布的2011年《社会蓝皮书》指出,我国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小城镇居民降幅最明显。(12月15日《中国之声》) 事实上,就世界范围来说,居民幸福感和收入背离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国民的幸福指数明显滞后于GDP增长。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作压力过大、工作时间过长、劳动保护差,劳动者精力透支和职业枯竭,而各种权利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更是重要因素。有关调查表明,中国职工的总体工作幸福指数处于中等偏下状态,基本上每10个在职人员就有3个人的工作幸福度偏低。 进一步说,我们除了看到不同步外,还要把幸福感当成观测社会问题的“听诊器”,正如医生观察病人那样,否则,只能在不满中走向不满。道理很简单,一个各方面都运转良好的社会,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并行不悖、平衡发展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人民的幸福感持续下 滑,这个社会的发展就可能失衡,阻碍经济发展,就要对这个社会发展的整体走向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反思。作为检测社会运转的指标,幸福感更多地发挥着“听诊器”功能。 一个民众怨声载道的社会不是幸福的社会,“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社会也不是幸福的社会。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关注公众的幸福感,要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 另外,不应把幸福感与GDP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能够关怀幸福,说明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了,但这决不是要在GDP与幸福感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没有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也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对GDP,应重视之而又不以之为尊。将GDP与幸福感等指标相互补充,作为考察社会发展进步的依据,才有益于社会的和谐。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居民收入和幸福感不同步的正常性,也要站在幸福感是观测社会的“听诊器”的立场上审视这种背离,否则,就是遮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