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亮

  (本报评论员)

  看来“首堵”这次是下决心要疏堵了，其“治堵方案”引起的舆论震荡早超出首都范围。缓堵措施公布前一周，多个版本的方案就已在网上传播，包括限单双号、非京籍有房有车位方能购车等。12日晚北京公布了治堵综合措施，传言中的严厉方案未被证实。

  治堵方案囊括六大方面：完善规划、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人口；加快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力度；提高交通管理和运输服务水平等。这些宏观宽泛的表述，当然怎么看都正确。而舆论焦点更多的却不在这些空泛的规划上，而是那些和民众出行密切相关的举措，如限行、拥堵费等。可惜，数千字治堵长文中对此着墨并不多，这显然与民众观感相左。

  城市管理最终是落实到每个处身其中的居民身上，治堵属公共治理范畴，实质却是每个公民出行权利的保障问题。如何让出行权得到最大保障，而不被各种以治理名义开出的不靠谱药方所损害，无疑考验着行政伦理和执行智慧。

  梳理一下方案可知，“堵不如疏”是个基本原则。“基础建设扩容，管理能力提升”，都是硬软件升级的思路，是治本之法。当然，基础设施承载力总是有限的，而管理能力的改进则可弥补这方面不足。

  管理当然不是以侵犯民众权益为手段，不能“以罚代管”。民众选择权，不能被一刀切地“管理”掉。如何动态地维持一座城市机动车保有总量，需要科学权威论证，还需最广泛地征集民意，而不能由行政部门关门决定。“公正、公开、公平”和无偿的调控原则，必须落到实处。

  利用率不高的公车挤占公共交通资源，一直饱受诟病。而奥运期间曾封存一部分公车并未导致职能部门运行不畅，说明现在提的“公车零增长”算不上调控“重拳”，完全是交通缓堵应有之义，甚至显得姗姗来迟。而择机收拥堵费，或动不动就限购、限号、限行，则可能与民众刚性出行需求相冲突，增加民众出行和生活成本，对缓堵却可能难有明显效果。

  收拥堵费引起舆论反感，是意料之中的。缓堵效果先不说，在税费痛苦指数居高不下的当下，收费调控的合理性本就值得存疑。收费应是穷尽一切手段之后的选择，而时下扩容升级等基础设施建设显然还大有施展空间。再者，收费会不会成为部门“创收手段”，收的钱能不能全用于缓堵，也是民众忧虑之处。治堵方案偏偏只有不解渴的“择机征收”之类语焉不详的描述，或许是因有关部门也知应择之“机”尚不成熟吧——那么不妨在时机成熟前更务实地将其他硬软件铺设完备，届时就算收费，底气至少也足一点儿。（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