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 (资深评论员) 2005年至2009年期间，在全球155个被调查国家中，丹麦国民综合幸福指数高达82，当选为最幸福国家。 丹麦国民综合幸福指数当然与“世界第一清廉国”的美誉是分不开的。国家清廉，国民才会幸福。日前，丹麦新任驻华大使裴德盛向记者介绍了丹麦的“秘诀”：“在历史传统上，我们也没有腐败问题。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抗击腐败或避免腐败。这是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中的，我们的文化不相信贿赂、敲诈和腐败。” 裴德盛关于“丹麦文化中没有腐败传统”的阐释又激发起了国人关于中国官员腐败问题的思考。关于如何遏制官员腐败，我们常常谈论的是制度建设的问题，鲜有文化力量的涉及。可以理解这样的思考逻辑，如果刚性的制度都不足以约束官员的腐败，软性的文化又如何能遏制腐败呢？然而，任何制度执行的总是人，不同文化背景下即便采用同一制度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官员腐败问题之外，不得不说，中国的社会文化确实有所“堕落”。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算是我们的社会美德，但不久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展开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新一代的“傍傍族”出现了。56.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普遍存在“傍傍族”（傍款、傍权、傍关系），其中11.1%的人表示这样的人“非常多”，仅1.6%的人身边没有“傍傍族”。为什么会“傍”？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已经逐步呈现出“关系多了好走路”的倾向。进一步说，当下社会为何会呈现出这样的“文化暗示”，难道它仅仅纯粹是文化问题吗？恐怕未必。 所以，任何文化与传统都不可能脱离现实凭空没落或者升腾。丹麦文化中不相信贿赂和腐败也是有制度根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公平的分配制度”，还有“完善的财产公开制度”是丹麦零腐败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制度根基，丹麦文化传统中又怎么可能有对腐败零容忍的基因所在？“文化传统不相信腐败”之说，并不是将遏制腐败全部寄托在文化与传统上。 西谚有云，“文化乃制度之母”。这话套用在美人鱼的故乡并不矫情，天使守护着没有腐败传统的童话，中国民众也无不艳羡着这样的童话书写在自己的国土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