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拥堵，是近年来在全国普遍凸现的“城市病”。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在谋划“十二五”发展时，均把“不堵车”列为具体目标，表明交通拥堵已经成为中国一线城市面临的共同挑战。不仅如此，交通拥堵还在向二三线城市迅速蔓延。（12月9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一评：

  城市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交通拥堵的加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交通拥堵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持续付出且不断增加的成本。如果城市治理注重经济与公共事业的平衡，城市规划更加具有前瞻性与合理性，那么，城市交通拥堵完全可以限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

  但是，在很长时间里，城市治理和发展过多地强调经济效益，无形中忽略了社会效益；过多地强调了对经济拉动产业的扶持，无形中忽略了对公共服务业的扶持。比如，汽车业对于城市GDP增长带动作用明显，因此鼓励汽车业发展一直是重要的产业政

  策。然而，在汽车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交通的规划和发展却远远滞后。

  与国外治堵相比，中国城市治理或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因此，彻底治理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不仅需要在技术层面上加以完善，还应该在制度层面上有所作为。一方面，在政绩考核中，应该加大公共服务水平所占权重，强化政策对于公共服务的倾斜；另一方面，对于公共事业项目，应该引入社会评估机制，邀请市民参与政府决策，以此平衡不同利益。只有强化制度设计，才能避免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掐架”，并防止交通治堵成为应急工程。

  （徐立凡）

  华西都市报再评：

  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不直辖市，会不会演变为负利益？

  答案是明确的，从中国各大城市“堵不忍惨”（央视主持白岩松语）的现状来看，负利益显而易见。缓堵，牵一动百，事实上堪比一门艺术。

  就成都而言，早在今年初，就有省人大代表委托媒体设立网上调查平台，向网民征集良策，最后得出包括“分时段限左”、“倡导文明驾车和文明出行”、“‘丁字灯’设置应科学合理”等9大建议。新近，北京等大城市也颁布了在“十二五”期间的系列缓堵措施，其中甚至包括“鼓励市民就近就业”的新招。

  之所以说“缓堵”堪比一门艺术，很大层面上，也在于整个社会的阶段性“短视”。比如，有经济

  学家高屋建瓴，建议以经济杠杆手段来缓堵，但是且慢，须知，对一个购车税费位列全球前沿、油价超过美国的国度而言，这种再掏车主腰包的想法尤其需要慎重。又如，“鼓励市民就近就业”，从理论上讲，如果能够执行下去，短期内肯定会对缓堵产生巨大作用。然而，已经有媒体评论认为，“就近就业”可操作性不强——就北京而言，城市规模日渐扩大，就业和住所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家实际上越来越往郊区的方向发展……

  所以，细细推敲之下，你或许会发现，我们现在搜集的缓堵良策，其中也不乏“走回头路”者——因为缓堵一定要走出“应急”怪圈，这是不需要再讲座的共识。

  （贾知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