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五普法规划的收关年，今天是第10个全国普法日。昨日上午，在四川省司法厅的办公室里，司法厅厅长刘作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普法首先要政府带头依法办事

  记者：在以往的一些观念中，普法就是开讲座，办展览。就你看来，五五普法已经进行了5年，在四川有哪些活动是切实的，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

  刘作明：首先是红头文件的清理和废除，以及行政审批权的清理，在全国来说都是领先的。在政府的政务中心方面，“两集中”、“两到位”，推动四川各级政府的绩效革命。我们还解决了行政执法权的综合试点改革，强调了它的规范性，更加注重程序公正，注重执法的社会效果和法制效果。

  这表明，四川在以行政主导的法治政府建设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普法是为了什么？普法首先是政府要带头，要依法办事、依法决策。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做得还是不错，已经做到了有任必考、先考和会前学法。

  四川的地方立法，这几年不管是从省上还是有行政立法权的市州，凡是牵涉重大公共利益的行政规章的制定，注重了征询民意、专家论证，确保地方立法的质量。而区县的法律宣传活动也在蓬勃兴起。从让老百姓知道、懂得法律到学会用法，由虚到实、由点到面的宣传法律，已经做到了普法与依法治理并重。

  农民工法制生存状态有喜有忧

  记者：这一次的普法规划的重点对象，出现了公务员和农民两个群体。这样的转变背后体现了普法机制怎样的变化？

  刘作明：把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做这样的细分，是因为在大量的政务活动中，公务员是直接的参与者。他们的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着行政的相对人——老百姓。把这个群体列为重点对象，就是要强调公务机关的廉洁性、实效性和群众性。

  在过去，农民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现在随着城乡融合，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很多转化为了产业工人。实际上，他们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沟通城乡的媒介，普法教育通过他们，对传统家庭有辐射作用，而城市里的农民工恰恰又是容易受到不法侵害的群体。四川的法律援助在全国名列前三，除了异地维权以外，每年农民工返乡，在码头车站我们也都设立了法律咨询点。

  记者：5年来四川农民工的法制生存状态如何？有没有改善？

  刘作明：可以说是有喜有忧，普法的需求和推动法治的力量不是法官，而是老百姓。喜的是广大的农

  民和农民工，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维权意识，在四川输出到沿海的农民和农民工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维权志愿者。并且他们非常智慧，开始了“用脚投票”，这些年大量农民工的回流，恰恰说明他们已经意识保护自身权利的重要性。随着这股回流潮，大量的产业工厂进入内地。忧的是，我们各级政府需要转换观念，要看到农民工是一个稀缺资源。要善待他们，要建立强有力的法律援助机构，还需要整合各方面资源，要让他们感到他们背后永远有一个强大的法律后盾。

  算一笔账，我们全部的法律援助经费加在一起1800万，而去年全省有2200万外出务工人员，人均一年不足一块钱，而通过计算，政府投入一块钱

  就能帮助农民工挽回11块钱的损失。今年我们已经申报了2200万的法律援助经费，明年希望可以达到每人一年一块钱。

  依法治国不是治民而是治吏

  记者：从一五到五五普法规划，领导干部一直都是作为重点对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说法，普法是不是只针对人民群众？普法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到底有多大作用？

  刘作明：这种说法不奇怪，有它的现实依据。这里要回答两个问题，中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究竟是先治民还是治吏？我们的看法，从实施原则、路径选择来看，依法治国首先应该是治吏，要约束各级政府和公务人员的行为，首先要达到法制规范，才能与全社会达到良性的互动。但如果说法治是治民的话，那是封建法制。

  另一个则是在社会转型期，部分政府官员失德、失言、失行。失德就是走向腐败，失言则是说出一些伤害老百姓感情的话语，失行就是不按国家公务人员的要求、包括道德规范做事。法制的严明、法制的公正，还是要在治理这三失现象上下功夫，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必须取信于民。

  记者肖翔见习记者陆阳阳实习生郑妮妮（图片由省司法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