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目前全国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但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就在10月份，河南省中平能化集团平禹煤电公司四矿12190采煤工作面发生特别重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37名矿工遇难。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马场镇大坡煤矿发生透水事故，造成12人死亡……（综合近期媒体报道）
人民日报一评：
无论是对什么样的生产主体来说，发生事故，就是不能正确处理安全与生产的关系。
安全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重视不重视的问题，是一个制度上有没有保障的问题，是一个科学认识安全与生产关系的问题，是一个要不要科学发展的问题。发展为了什么？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发生事故了，人没了，发展还有什么意义？
安全发展是可以做到的。现代安全生产理论认为，安全生产就是人和物在生产过程中处于安全状态。因此，本质的安全生产是绝对可以实现。山西长治市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指导下，正在推动建设本质安全型城市试点。这需要以人为本的科学态度，更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勇气。对长治来说，这是巨大的挑战。
因为，以煤炭工业为支柱的长治，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坐在火药桶上的城市，但连续7年，长治所有煤矿未发生一起重大安全事故。
安全发展才是科学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1月至10月，全国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5.18%和9.4%，多数地区安全生产状况比较稳定。这正是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结果。
发展为了人，安全第一位。我们要安全发展，不要血淋淋的发展。
（高云才）
华西都市报再评：
“发展”，在当今中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高频词。比如贵州省，新近提出的口号为“发展、团结、奋斗”，排序第一的正是“发展”。当然，贵州省经济相对而言比较落后，而如果你认为“发展”仅仅是“落后地区”的渴求，那就错了。放眼全国，各地都要发展，只争朝夕。
发展是好事，是硬道理。但是，以煤矿为首的生产事故频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比如生态污染，比如进城的农民工因失去土地而有家难回），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这标志着，有时候我们举着“发展”的大旗，却步入歧途……人民日报这篇《人没了，发展还有什么意义》的评论，就是一声呐喊，一次及时的追问。
发展的终极目的，应该是为了改善民生，而非在政绩簿上增加一些数字，或者保住谁的乌纱。这个道理很浅显，但揆诸现实，它却很难被遵循。从近期频发的矿难可见，有些“发展”，正是人民日报评论所称的“血淋淋的发展”。
本末倒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倒置”之后并未觉醒。还记得吗？在我们小时候读过的教材里，有句话至今还那么温暖——“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民勤劳勇敢……”可见在所有有关祖国的讴歌中，“人民”两个字都不可或缺。今天来看，这样的表述怎能用“老套”来形容？它本是智慧的预言。（贾知若）
不妨听听蘑菇怎么说
近日，北京一小学生张皓调查发现，市场上鲜蘑菇超九成都被荧光增白剂污染。中国农业大学微生物实验室高瑞芳博士表示，该调查可信度100%。北京市工商局相关人士称，调查结果“不具科学性”。（11月30日《新京报》）
中国青年报一评：
调查“蘑菇有没有爱上荧光增白剂”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如果小孩子轻易就窥见其间猫儿腻，职能部门的脸还往哪儿搁？面对这“九成被污染”的数据，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死不承认。
张皓的实验及调查结果“不具科学性”，意思无非是小孩子瞎搞搞，结论当不得真。问题是，张皓是北京西城区青少年科技馆“科学探究班”的学员，实验是在中国农业大学的微生物实验室做的，并由校外专家、中国农业大学微生物实验室高瑞芳博士指导。实验也许不够“权威”，但怎么就“不具科学性”？
好吧，既然“不科学”，那就请职能
部门拿出“科学”结论。蘑菇小物件，安全大问题。这事无法让人淡定，因为公众对食品安全早就杯弓蛇影。回头看看，惊天动地的食品安全事件，又有几起不是“不具科学性”的媒体或民众曝光出来的呢？或者说，又有几次是职能监管部门主动作为、抽丝剥茧？这当然不是抹杀职能部门的成绩，只是，面对举报信一样的小学生的积极作为，褒奖不谈，却换来职能部门一声高傲的“不具科学性”——其权威主义傲慢与经验主义偏见真可谓一览无余。
孩子热心的说法不可信，职能部门又没有“科学”说法，消费者能做的，就是学会和蘑菇对话——听听蘑菇怎么说吧。 （邓海建）
华西都市报再评：
当大家都在纠结“蘑菇是否有毒”这个技术性和事实性问题时，可能忽视了另一个隐性的心理性问题。那就是相关人士那句“不具科学性”，对张皓同学的心理打击和伤害，以及对相关部门自身公信造成的毁灭性创伤。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但是显然让人无法“情绪稳定”。
蘑菇是否被荧光增白剂污染，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技术难题。张皓这个说真话的小孩，已经戳伤了某些职权部门的监管软肋。毅然鼓起脸皮死不承认，只能更跌份儿。而且，“蘑菇有毒”也非张皓的独家发现，早在几个月前郑州报纸就有过《饭店脆嫩蘑菇基本都“嗑过药”》的新闻标题。
“郑州2万斤蘑菇全用工业盐腌泡”，久经地沟油、洗虾粉、抛光米、激素奶等历练的国人，并未矫情地尖叫。炮制毒蘑菇的小作坊被执法部门端了，人们只把账算在唯利是图，为了最大限度牟利，不惜给蘑菇“嗑药”保鲜的无良商人身上。但是，现在北京工商部门在发现蘑菇有异后，第一反应竟然不是反思检讨，公布真相，完善监管，而是强装镇静拼命粉饰，显然连郑州发现一起端一起的事后灭火、亡羊补牢的态度都不如。
再退一步，假如公力救济如此不济，那么张皓这样选择私力救济的“说真话的小孩”的积极性就必须得到保护。这已是我们退无可退的最后底线了。 （李晓亮）
“蛋形蜗居”无法承载一个群体的梦想
刚毕业半年的北京某公司员工戴海飞利用公司设计创意，用竹子造出一座“蛋形”小屋作为蜗居。该小屋利用竹条、钉子等制成。材料总成本6427元。尽管被物业驱逐过，但他已在小屋中住了两月，没有了房租负担。（12月1日《新京报》）
东方早报一评：
我宁愿从象征意义上打量这位青年创造的杰作。这个刚刚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的小伙子，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个群体梦想用双手改变命运，他们的字典里永远写着奋斗，奋斗，奋斗。但他们很快发现靠拼命工作改变命运的愿望只是幻影。报道中的小戴就表示，父母年纪大了，却仍然在奔波，希望给他存钱娶媳妇，“他们不知道以他们的工资水平，在北京买套房需要工作两三百年”。房子、事业、家，每一个
名词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直到把青春压得喘不过气来。
畸高的房价不仅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也无情地浇灭了一代青年的梦想。从“蛋形蜗居”我想到了流行一时的《春天里》。这首深深感动着70后、80后的歌曲，歌词中“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表达的是一代青年的焦虑，折射的是一个时代的病灶。因为没有一个公平的起点，这些来自底层的青年不得不怀着深深的挫折感、相对剥夺感和自卑感投入人生的奋斗历程。 （朱述古）
华西都市报再评：
从深圳的“集装箱住人”，到北京海淀六郎庄的“胶囊公寓”，到河南郑州的“地下标间”，再到新近的“蛋形蜗居”——或许你不得不佩服，民众的智慧是没有穷尽的……
与其统计一年来房价居高不下的数据，不如端详一下以上这组“智慧之结晶”。因为，他们就是整个社会“寸土寸金”的现实折射。“他们（蛋形蜗居作者的父母）不知道以他们的工资水平，在北京买套房需要工作两三百年……”小戴如是说，真实得令人动容。
就整个社会的收入结构来说，结合发达国家的情况，应该说，一
个“纺锤形”的社会在将来在各方面会更具竞争力。遗憾的是，以中国目前“房价之痛”的现状来看，我们有可能正处于一个“倒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结构模式中。在我国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规范分配秩序，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这表明：民生之艰，中央从未忽视。
此际，“蛋形蜗居”的出现因此具有某种标本意义：首先它表明国家对楼市的宏观调控仍需继续，其次，它很可能成为中国楼市历史上，一次“为了忘却的纪念”。
（贾知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