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江苏教师） 21岁大学生药家鑫，深夜驾着私家车看望女友，途中撞倒骑电动自行车的女服务员张萌（化名），下车后发现张萌在看自己的车牌号，药家鑫拿出刀子对张萌连捅8刀致其死亡。药家鑫说，“怕撞到农村的人，特别难缠。”（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09版） 药家鑫于事发后坦白的这句话，也许比事件本身更值得我们反思。“农村人特别难缠”，这话很容易激起公愤，但激起公愤未必代表没有市场——甚至于，有些公共政策何尝不是秉持这个逻辑，冷眼待之、冷言伤之。有些城市是很不欢迎农村人的，进城的小商小贩成了城市心头大患，至于农民工，最好是留下青春、带走伤痛。 我们不妨还原一下“药家鑫们”的思维过程：农村人为什么就“特别难缠”？最大的原因无非是“穷困”，城里人“特别有钱”，农村人“特别没钱”，而没钱的又拯救不了物质上的绝望，那么，有钱的城里人自然特别害怕被其讹诈或碰瓷。第二个原因应该是对司法公信的失望，公民之间的矛盾，总有调整的秩序与底线，但如果法治不彰，又或者自己见识多了司法不公，难免会对程序正义比较失望，进而害怕对方“难缠”，最后只得寻求私力救济的正义。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药家鑫们”眼里“农村人难缠”的现状？去年有一个轰动一时的说法：多个城市体制内的社会调查机构近日陆续发布调查报告称，新生代农民工（俗称“二代农民工”）犯罪率持续攀升令人忧。南方某城市的监狱中，近80%的年轻囚犯都曾在成长阶段被进城务工的父母留在农村。只是——如果农村有合适的发展机会，如果城乡在资源配置上不至于过分悬殊，城市又怎么会一直在锦上添花、而农村却一直无人雪中送炭？ 城乡断裂是不争的事实，而和融的社会结构又是经济社会稳态发展的基本诉求。没有人天生“难缠”，也没有人天生就是“文明人”，碎片化生存当然不是弱势阶层所愿，但消融这种隔膜与断裂却是公权应尽的责任；对城里人来说，对难缠的农村人的反哺与救赎，只能算是一种“清欠”。 “农村人特别难缠”，这话说出了某些人的心声。公共政策要做的，不是为城里人和农村人认祖归宗，而是正视这种断裂背后的种种不堪，弥合扩大化的裂缝，消弭地域性“先赋优越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