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李晓亮

  社会组织设摊，政府赶集“购买服务”，这事儿你见过没？日前，这新鲜一幕就在北京上演：12日北京会议中心大厅里支起了500余“摊位”。这是北京社会组织公益类项目的首次集中展示。

  打个不恰当比方，这些公益项目像是“待字闺中”的姑娘的集体征婚。姑娘们目前面临的困难，就是需要政府机构进行针对性帮扶，替她们寻觅到“如意郎君”。政府帮她们就是帮自己。因为参展的公益项目都集中于民生领域，涉及服务对象多为弱势群体。这不正是政府民生保障最该着力之处吗？

  我们理解，完全靠政府来织出百密而无一疏的社保大网，未免捉襟见肘，要将游离于社保体系之外，抗风险能力较低的人群全面覆盖，更不现实。这时，就需要社会组织搭把手，帮着干点力所能及的查漏补缺的差事。

  比如，这次参展的社会组织既可与其他组织互通有无，又能与政府签约，形成合理的资源配置。据悉，今年北京市将出资1亿元，购买公益服务民生类的300个项目，为其提供资金支持。这种公权机构和民间组织的合作方式，这种“购买服务”的新模式，可以激活闲散蛰眠的社会力量，来弥合公共服务某些保障缺损的裂痕。

  合作效果还待观察，暂且不说，单是政府出资购买服务传递出的信息，就值得欣慰。愿意出资购买服务，并与社会组织深度合作，这种平等交流的姿态，本身就值得赞赏。这么说是有背景的：此前社会公益和民间慈善得不到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慈善、民间公益活动受到种种限制。

  舆论有时会抱怨，社会慈善社会救济的力度，不尽如人意。而这种抱怨可能会让那些真正投身公益事业的组织和个人，感到委屈。因为，很多情况下，政府机构对民间公益组织比对商业领域的管制严厉得多。那些名正言顺的慈善组织则多半是官办或半官办组织，一般社会组织则名不正言不顺。这种管制抑制了人们从事公益事业的热情，救济力度自然大打折扣。

  不要老拿外国的盖茨或巴菲特来羞辱中国巨富阶层，没准会遭人家反唇相讥：是某些管制让社会无法成长出一群“社会企业家”。确实，你得承认公益事业固然缺资金，但更缺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且有着充分自由度来行使慈善事业的社会企业家。现在我们终于欣喜地看到那些财力薄弱的社会组织，得到了来自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所以有理由相信不久后公益组织民间救济力量的勃发，不会再是传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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