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畅（湖北媒体人）

  其实，除了义乌，很多城市在旧村改造中，让农村户口绑缚了太多利益因素。现在的一些城中村，由于被包围在城市之中，外围经过多年开发早已升值，这使得城中村的土地已然具备着巨大的、潜在的商业价值。这部分土地，已经不能单纯从农业耕地、集体建设用地的眼光去估价。

  由于这些利益因素的存在，不光是这些公务员们，即便如我等普通民众，也会产生些幻想。但是，户口迁移绝非易事。为了正常的地域迁徙而挪动户口已经很困难了，更何况是为了“含金量”如此之高的户口？因此，真正让我纳闷的倒不是这些公务员为何甘当农民，而是200多个公务员一下子迁移了户口，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他们为何有能力做到？

  不怕公务员产生利益驱动，怕就怕他们一旦有了利益驱动就能

  轻易行动起来，并很容易地让利益得到实现。但凡办过户口迁移的人都有感触，知道这是何等繁杂的事情，也知道操办的效率是多么低下。迁户口的麻烦，既源于户籍制度本身的问题，也源于政府部门行事效率不高、程序繁琐。但是，对于这200多个公务员来说，效率神奇地出现了。无论心态多么平和，也难以相信这会是按规则、按正常程序在办事。

  我不知道这200多个公务员是如何成功迁移户口的，新闻没有对此做出详实的报道，这有些可惜。虽然不清楚具体的操作过程，但依凭基本的常理推断，也可以将此问题归结为“特权”的作用。

  也许公务员身在权力系统之中，迁移户口等事情上，拥有职务之便。但200多个公务员集体迁移户口，而且是迁往旧村改造的利益核心地带，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以职

  务行为来解释。如果说他们确实没有动用更加特殊的手段，如果说正常的职务行为，都能成功让200多公务员迁移户口到农村，那么我们只能说，职务之便也成为“特权”的一部分了。

  特权是溢出于正常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的那部分权力。这部分权力游走于特殊利益地带，是绝好的利益驱动装置。哪里有利益，特权就游走到哪里。昨天可能会将农村宅基地变成公务员福利房，今天可能会侵蚀旧村改造中的农民补偿款。总之，只要有特权存在，就会想办法为自己谋取特殊利益。

  因此，仅仅勒令这200个公务员“农转非”，其意义是有限的。我想，当地部门有必要调查一下，这些公务员是如何集体成功获取农村户口的。查实公务员制度上的相关漏洞，减少特权滋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