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资深评论员）

  北京近日开始了新一轮尾号限行，而且一限就是两年，却对数量极大的公车未有约束措施，这引起了舆论不满，纷纷指责政府过于自私，公车在限行上本应率先垂范。舆论压力下，北京市相关部门正式发文称，本轮尾号限行，北京各级党政机关继续轮流封存30%公务用车，以期综合缓解拥堵。这意味30%公车将一直处于冻结状态，不能上路。（4月15日《新京报》）

  虽然是逼出来的声明，但能将30%公车封存还是不错的，这是公车对缓解交通拥堵应有的作为：一来公车姓公，理应在公共事务上率先垂范，让路于民不去添堵；另一方面，公车由于数量大，花的又不是自己的钱，一直以来都是堵源之一，所以治堵必须先治公车。

  然而我的疑问是，谁来监管这种封存呢？

  只看到政府“封存30%公车”的承诺，但没有看到任何一种靠得住的、可监督的制度来保障封存的执行。

  这种问题在私车限行上根本不存在。政府在限行私车上有一套严厉的制度安排。首先是交警的布网监

  控，看到违反限行规定的车就拦下来；然后是摄像头监控，布满街头的摄像头随时能把违规车拍下来，而且技术越来越先进，识别能力越来越强大。再就是，交警部门还将各小区的保安和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组织起来，对违反限行规定者进行劝说，劝说不成就报警。严密的监控网络，严厉的处罚措施下（违反一次罚款100元，得按交警指定的路线返回，再被发现再罚），限行措施很有效果，很少有人敢冒着罚款风险去违规。

  可在“封存公车”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监管措施。如果公车一辆都没有封存，就说已封存30%了，如何避免这种忽悠？公车身上又没有贴“限行”的标签，摄像头无法辨别，公众无法监督，又如何保证封存会达到30%的数量？靠纪委和监察部门监督，可纪委和监察部门也都有自己的公车，这样的利益掣肘下如何监督？另外，我也没有看到关于违反公车封存规定后有什么类似“违反限行罚款100元”的处罚措施，既无可靠的监督又无有威慑力的罚则，纯靠公共部门的自觉，这样的“公车封存”纯

  粹是掩人耳目罢了。

  管民不管官，管民甚于管官，这种现象在现实中非常普遍。设计治民的制度时，总以“人性恶假设”为前提，对顽劣的老百姓要严密细致地管着防着，而设计治官的制度时，却是以“人性善假设”为前提，充分相信官员的道德自觉，相信他们的觉悟和自律，放手让他们自纠自查。

  比如各地在低保政策上，许多地方都设计了非常严密、苛刻、繁多的资格限制，规定嫖娼、买电脑、戴首饰、超生不得享受低保，绞尽脑汁地限制低保者的权利，甚至到了不能养宠物这种不近人情的地步——可把这种“限制逻辑”指向官员时，制度从语气、规范和力度上立即降了下来。应该说，“公款”对“低保”的重要程度和腐败可能不知要高多少倍了，看对官员滥用公款吃喝玩乐的约束，何时有对小老百姓低保资格限制那么严格过？穷人要想享受低保，得盖无数个章拿无数个证明，而有些官员花比低保高得多的钱大吃大喝，却没有任何制度障碍。

  “30%公车封存”无制度保障的制度要变，限民而不限官的思维更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