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人月（湖北媒体人）

  周洋又一次祸从口出，一句“我父母还没有工作”被认为太贪心。

  那是在长春市政府为周洋举行的庆功会上，市委书记高广滨问周洋：“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周洋回答道：“我父母还没有工作！”高广滨当即表态：“相关部门的领导都在这里，可以解决一下了！”（相关报道见4月9日本报17版）

  我们并不陌生这种领导对群众的中国式嘘寒问暖：家里还好吧，有几口人，有没有什么困难。周洋不是太率真，就是不懂事，面对礼貌性问候，又一次让人失望，没有给出标准答案：感谢政府的关心，一切都挺好的！

  这本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周洋却照直答了，也就失去了美感。而官员毕竟老练，“可以解决一下了”的答复实是场面上的客套而已。

  周洋夺冠后获得一系列丰厚的回报，于常人是遥不可及的幸福，也被认为该知足了。

  周洋其实是在“被幸福”，重复举国体制下一个奥运冠军的“艳遇”轮回。换成李洋、赵洋，一举成名后的物质幸运，大抵也会如此。在奥运冠军能为地方增光为政绩加分的现实语境中，锦上添花是常态。

  周洋的幸福让人想起另两个不幸的故事。

  樊迪，中国体操史上第二位女子世界冠军，如今连她的下落都没人知道。“这几年好像过得不太好，每次走的时候我都会给她一些钱。”

  身为国家队教练的黄玉斌多次接济过爱徒。一次樊迪站在体操队训练馆门口，警卫不认识她，都进不去。曾经的冠军落魄如斯，媒体披露后，也未见多大的反响。

  另一个是“冠军搓澡工”邹春兰。曾多次获得过全国冠军、打破过世界纪录的国家队选手，沦落到长春一家浴池当搓澡工。媒体报道后，最后也就是国家妇联下属的“半边天洗衣工程”捐赠了一套价值10万余元的洗涤设备，助其开店。邹春兰现在还好不好，也似乎无关当地领导痛痒。

  同是冠军，差别为何这么大呢。只因竞技体育很残酷，只问英雄不问其他，尤以奥运金牌为大，余则不足挂齿。权力讨好的不是周洋，是金牌。如果周洋不能为地方争光了，一切会否这么慷慨？

  周洋与樊迪、邹春兰在一路拼搏以及各自的领域所取得的成功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有的只是尚能饭否的区别。能为领导增光的就有糖吃，否则就甘苦自知。

  权力一势利，冠军就尴尬，幸运与不幸全由老爷做主。周洋、樊迪的处境是一面镜子，照出权力的势利与现实。

  周洋之类的喜洋洋当然还会热热闹闹的继续，樊迪之类的黯然也会后继有人。如何让权力对每一个公民都可亲可敬，需要制度的安排来保证阳光普照。只有那样，才会避免权力因人设事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