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琦回应说，“你不能因为我不艺术，就全盘否定这件事”
“在中国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够的，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而且非常宽。中间地带掌握好了，社会和谐就有了。”媒体指出上海、深圳都是由第三方机构在从事征信工作。王天琦笑称：“中国所有的第三方机构，都是挂靠在政府机关名下。”
一项由地方政府主导、旨在为公民信用打分评级的系统，悄悄地在江苏省睢宁县实施了3个月后，因为媒体的报道，引发铺天盖地的舆论风波。
媒体报道的措辞似乎是导火索：政府给公民“评级”闻所未闻，而“良民”之说更勾起了很多人的敏感神经。3月30日，记者走访睢宁县相关部门，并与这套信用评级制度的始作俑者、中共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作了面对面的交流。
“先管官风，再管民风”
睢宁的《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公民如果出现银行欠贷、闯红灯、欠缴水费等各种不良行为，将被量化扣分，评为诚信、较诚信、诚信警示和不诚信的ABCD四个等级，扣分情况将被定期公布。媒体的报道和评论集中在两点，一是政府给群众评等级，二是给公民发所谓的“良民证”。有评论说，睢宁为什么不搞一个官员信用评级，为什么不给官员也分级？
王天琦表示，“自己真是太冤了，”
《办法》里根本就没有这两点。事实上，睢宁前两年已经先严管了官风，然后才开始严管民风。2008年至今，睢宁县共处理了123名干部。
撒开征信体系的大网
2009年10月成立的睢宁县征信办，是全国第一个县级政府的征信办。主任朱品武是睢宁县纪委常委，原来分管廉政、干教和案件审理。朱品武说，纪委不仅管征信，还管民风，“纪委的职责就是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他介绍，目前阶段的征信工作量非常大，涉及91个部门，以后完全进行征集要100多个部门。县里建立了组织网络，镇和各部门都有征信办领导机构，由纪委书记或者纪检组长专门负责。村里或者工厂里也要专门设立信息员，负责信息采集。县里通过公开招标，花了80万元，委托金蝶公司开发软件，以提高信息处理效率。
睢宁县的征信体系像一张大网，不断地向乡村延伸，串起传统中国乡村邻里和官民关系。以不赡养老人为例，村级信息员发现有不赡养老人的情况，就会报到镇里。镇里核实之后，报到征信办，征信办在安排专人走访群众落实，最后公示。
朱品武说，3个月来，只有1人因为两个月内14次欠贷被定为信用D等，23人被列为信用C等，其中10个人是因为偷盗。
对于舆论普遍担心的堵塞群众进言渠道的问题，朱品武说，这些担心都是不了解情况。比如上访，不超过4次不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影响，但是一个人也不太可能有4次以上极端上访。
让包括王天琦在内的睢宁官员们
自豪的是，2009年去北京上访的比2008年下降了47%，到南京上访的下降了30%，8类案件发案率下降了32%。
“掌控中间地带”
睢宁的大众信用评级制度，被指带有浓厚的社会管理的色彩。
据朱品武介绍，睢宁县的信用信息在行政部门之间可以共享，政府部门可以查所有人的信用记录。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每个人可以查自己的，要查别人的必须得到别人的同意，并且要留下查询记录。而对于信用等级C、D等的人来说，所面临的更多的惩罚也来自于申领营业执照、政审等这样的社会管理领域。
朱品武说，社会管理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目前我国主要是法律约束和道德规范。如何让法与德无缝对接呢？这个垫片就是政府的行政手段。
王天琦则在不止一个场合说，在中国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够的，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有一个非常宽的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掌握好了，社会和谐就有了。”他向记者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红绿灯，一个是小偷小摸。
关于红绿灯，他几年前在美国一
个小镇街上看到，已经是凌晨了，一个
老外“傻傻”地站着等红灯，直到变成
绿灯才走。王天琦
说，在中国，别说小
镇了，就是大城市，
大中午，人们也照
样琢磨着怎么冲红
灯。
关于小偷小
摸，小偷在农村一
次要偷1000块钱几
乎不可能，可能偷
一只羊，只值100块
钱，什么刑罚都不
够，却会让这家人
失去一个季度的柴
米油盐，更让他们
失去了安全感。
王天琦说：“我
们的法律对闯红绿
灯和小偷小摸这样
的情况有作为吗？”
他把睢宁的大众信
用评级，解释为掌
控这个“中间地带”
的行为。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很多人把王天琦和仇和作比较，王天琦自己也不回避。“仇和当年的改革是撕心裂肺的痛，今天睢宁的改革没有引发什么震荡，因为所有改革是我在发动推动，但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把老百姓调动起来了。怎么调动？社会动员，包括办理媒体反映事项暂行办法、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等等，通过网络时代的社会动员，调动老百姓。”
王天琦的秘书每个月给他编辑一
本手机短信汇编。2010年1月份的汇编总共990条短信，王天琦说，这已经是比较薄的一期了。这些短信中，一大半是举报和反映问题，并且70%以上是确有其事。他认为，这就是社会监督，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让官员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但是严管官风和社会动员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王天琦用“泥沙俱下”来形容，“一方面诬陷诽谤泄私愤，大大浪费行政资源；更主要的是，社会利益群体会通过非常隐秘的方式左右党委政府的决策，获取小集团利益”。
一位官员说：“你监督我没问题，我完全接受，但是前提是不能乱讲。推出大众信用评级正是为了保证大众信息公开更加真实。”
“可以做得再艺术些”
有人批评说，王天琦在睢宁的两年施政，公权力无限放大、私权力的无限缩小纵贯始终，“至少在大众信用评级这个问题上，公权力介入了不该介入的领域”。
不止一个专家曾跟王天琦说过，应该把信用评级这样的事情交给非政府组织。王天琦说，他自己对这个观点并不排斥，但是这应该是50年、80年、100年之后的事情。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这些事情必须政府来做。“如果公权力都靠不住，NGO靠得住吗？”
一些媒体指出，上海、深圳都是由第三方机构在从事征信工作。王天琦笑称：“中国所有的第三方机构都是挂靠在政府机关名下。”他承认自己本可以做得再艺术一些，“但我毕竟刚开始干，你不能因为我不艺术，就全盘否定我做的这件事”。 据《南方周末》
